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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宏鸣是河北巨鹿人，1957年9月生于安徽合肥。熟悉李宏鸣的人形容，他是大院子弟，身材清瘦，相貌与其父颇为相似。李宏鸣的父亲是1930年入党的老革命，上世纪50年代历任安徽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等职，“文革”后担任过省委书记（当时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纪委、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1985年5月离休，2006年去世。李宏鸣是“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1977年考入安徽工学院（后并入合肥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1982年1月毕业后留校，曾任安徽工学院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后调入安徽省委走入仕途，历任省委政研室政调处副处长、安徽省体改委生产体制处副处长、省体改委企业体制处处长、安微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0年3月，李宏鸣升任安微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成为正厅级干部，近一年后任安微省委政研室主任、副秘书长。2003年9月，时年46岁的李宏鸣外放黄山任市长，2008年2月转任宿州市委书记。

　　2004年4月，安徽商人方浩以其实际控制的安徽金屯集团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金屯集团”）与浙江三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三狮集团”）合作成立金狮矿业，开发宿州市龙王庙煤矿。2005年，金狮矿业注册资本金增加至1.2888亿元，其中三狮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出资7088万元，占股 55% ；金屯集团以宿州市龙王庙煤矿北区勘探权作价5800万元出资，占股 45% 。李宏鸣和方浩曾分别在安徽省体改委、淮南市体改委工作，很早便相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方浩辞职下海，把家搬到合肥，和李宏鸣每年都有走动，两人交往逐渐密切。检方指控，2008年至2013年，李宏鸣利用担任宿州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方浩的请托，为金狮矿业在融资、办理土地使用证、解决农民工问题、推动龙王庙煤矿项目建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感谢并继续获得李宏鸣的帮助，2009年下半年，方浩在李宏鸣宿州军分区宿舍向其承诺，将金屯集团持有的金狮矿业股权的 10% （即金狮矿业 4.5% 股权）送给李宏鸣，李宏鸣表示同意，但双方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三狮集团总经理的证言表示，金狮矿业当时在宿州当地算比较大的投资项目，近10亿元，确定与方浩合作是因为宿州市政府招商引资，将方浩介绍给他。方浩当时有龙王庙煤矿的探矿权，对外称自己精通煤炭业务，在安徽政商界有很深的关系。金狮矿业成立后，方浩为公司协调到3亿元贷款额度。2008年李宏鸣到宿州任市委书记，方浩很高兴，多次说他与李宏鸣关系很好，以后办事方便。但自2011年起，三狮集团总经理逐渐发现方浩手脚不干净，侵占公司财产，方浩儿子在项目上拿回扣。管理上方浩也不称职，工程进度缓慢、资金浪费严重，在很多方面对合作者有欺骗、隐瞒、三狮集团和方浩的矛盾逐渐激化。不久后金狮矿业资金链出现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堵路等情况，方浩无力解决也不愿意交出现场的控制权，项目情况越来越糟。在此过程中，双方都去找过李宏鸣调解。

　　在一份自辩材料中，李宏鸣写道：“被留置期间所做的全部有罪供述，都是在受到办案人员威胁、引诱下，为保证本人及家人安全而违背意愿被迫做出的选择。”“市检察院提审，正式告知给出的量刑建议是13年半到15年半，同时罚款400万—600万元，我提出主刑还是过重，希望进一步调低，同时提出罚款过重，我家没有缴纳能力，希望能继续反映和争取。之后律师和法、检多次沟通协调，最终他们仅同意降低100万元罚款，但刑期不能变，并说这是最后底线，如果不签具结书，可能会面临18—20年的刑期。在此情况下，我内心极度矛盾，家人考虑到如果执行此刑罚，我极可能走不出监狱，永远失去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劝我放弃抗争。”“一审的判决结果令我失望，也使我痛定思痛，反思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行为是片面幼稚的。因此，我决定不放弃这次上述机会，积极配合法庭，全面澄清事实，还原真相，给组织一个交代，给家人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对于收受元一集团李小榕400万元现金的指控，李宏鸣表示他从未收过这笔钱。他说，一被留置，办案人员便将李小榕的“悔过书”给他看，并说李小榕在数月前被留置，已交代向他行贿之事。李宏鸣写道：“大约在2022年11月19日晚，两名办案人员告知我，我的妻子已被留置，就在邻近房间，并拿出她在留置中心被拍的照片。看着她痛苦绝望的表情，我瞬间崩溃了，失声痛哭。为了家人的安全，我不得不违心地承认接受李小榕300万元贿赂。其中200万元是一次性收取，100万元是几年间节日中收取。但又被要求说一次性收取的是300万元，我也只有照办，于是受贿总额变成了400万元。之后几天，在案件组的“帮助”下，我又编造了事情的整个过程和细节，直至案件组满意后，大约在12月上旬形成了全部自书材料和供述的同步录音录像。“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曾就约定受贿的定性问题，给出过三次意见。2000年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下称《批复》）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规定：“参照《批复》规定的精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然后就是2007年“两高”制定的《意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赠论处。”

　　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魏东撰文分析，前两个文件在约定受贿行为“构成犯罪的”判断标准上具有一定模糊性，第三个明确规定了“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有约定受贿但尚未实际收受贿赂的”如何定性。他认为，这种文本规定的模糊性与或然性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对“有约定受贿但尚未实际收受贿赂的行为”有时定罪而有时不定罪的分歧。区分约定受贿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是否“着手”，但如何认定“着手”观点不一，主要体现在对“着手”时间点认识的不同。约定受贿中钱权交易是一个过程，根据该过程进行到何种程度来认定是否实行“着手”，分歧主要体现为以约定达成视为“着手”，还是积极准备财物视为“着手”。

　　福建省厦门市纪委监委陈剑玲2021年11月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干股型受贿的认定难点》一文称，罪与非罪的认定难点为，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是“空壳公司”股份时，如何认定“股份价值”。如某公司虚假出资，或在注册登记后抽逃出资，无真实经营活动，公司股份无现实资金或财产性利益为依托，且从未分红，实际为“空壳公司”。这种情形下，股份价值真实性缺失，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这样的干股能否成立受贿罪存疑。一种观点认为，干股型受贿的股份价值必须以实际的财产性利益为依托，因此收受“空壳公司”股份，不宜认定为受贿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的受贿对象是干股对应的钱财，该干股无价值属于其意志以外的因素，应认定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