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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操作层面，湖北围绕不同类型国有资源和资产，分类设计改革路径，形成以专项方案为载体的分领域推进格局。在自然资源领域，围绕矿产、林地等资源，改革重点放在资源资产化，通过确权评估、经营权流转和收益化安排，将原本难以量化和运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可管理、可评估的资产形态。在行政事业性资产领域，则通过完善使用管理制度，推动闲置资产合规出租、出借或功能转换，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在国有企业经营性资产领域，明确以资产证券化、REITs、并购重组等方式为主要工具，提升存量资产的资本转化能力。同时，在公共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领域，湖北通过数据资源登记、台账管理和授权运营等制度探索，为数据资产入表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安徽省国有三资改革的鲜明特征在于以“大资产”全域统筹管理为主线，把改革直接嵌入财政治理与国资治理的底层框架之中：以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推进“大资产”统筹管理总体工作方案》为牵引，安徽强调先把“家底”摸清、把“口径”统一、把“账”建起来，依托统筹管理平台分类建立全省国有“三资”总账和明细账，推动数据归集与信息共享，实现对资源—资产—资金的动态掌握、穿透识别与可追溯管理，并以此构建跨部门协同联动的治理生态和全生命周期管理闭环。同时，安徽在覆盖范围上更突出“全口径+清单化”：围绕“可纳入、可确权、可计量、可盘活”的标准，将不同类型国有资产、资源与资金按类别纳入统筹盘活范围，并通过“制度拳”形成配套政策体系，省级统筹部署、部门协同推进、市县分层落实，强化省—市—县贯通的运行机制与责任链条。由此，三资改革在安徽被明确为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不仅着眼于阶段性盘活与处置，更着眼于以统一台账、统一规则、统一平台和统一调度机制，持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财政统筹能力，把“分散沉睡的存量”转化为“可管理、可运营、可配置”的治理资产。

　　在全国“盘活存量资产、做优增量结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主线下，各地国有“三资”改革在资源禀赋、制度工具与资本市场接口上形成差异化探索。综合典型省份实践可以看到，湖南、广东与浙江分别代表了三种具有较强代表性的改革范式：湖南以自然资源和生态权益为切入点，重点推进生态资源确权、估值与市场化转化，探索将“难定价、难变现”的公共资源转化为可运营、可融资的资产形态；广东立足数字经济与产业基础优势，侧重数据要素资产化探索与国有资本的重组整合，通过平台化统筹与资本市场工具提升存量资产配置效率；浙江则以REITs等证券化工具为标准化出口，叠加闲置资产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形成“存量盘活—资本回收—再投资”的可复制闭环。

　　湖南以“生态价值转化”为牵引，叠加岳阳“特许经营权”模式，打通“资源→资产→资本”闭环。湖南的“三资”改革路径具有鲜明的“自然资源资产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金融化工具”特征：一方面，通过制度化的确权、评估与组合供应，把分散、碎片化的林地、湿地、岸线、砂石、水面等自然资源，以“资产包”方式实现可交易、可融资、可运营——在实践中甚至出现“湿地+建设用地”打包出让、溢价成交的案例，显示出“生态权益”在定价与招商端被显性化。另一方面，岳阳在全省层面形成可复制的“三资运作改革”框架：以“三变”（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服务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为理念，并用“256”结构化盘点口径（两类资金、五类资产、六类资源），将“碳汇、湿地、林业、岸线乃至数据”等纳入资源清单，进而通过“用、售、租、股、融”实现市场化转化。在工具端，岳阳将“特许经营权”作为资产化抓手之一，通过对停车位、充电桩、垃圾处理、水环境综合整治、片区开发等项目的重新授权或实施，形成“可定价、可现金流贴现、可融资”的准资产，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与财政资金统筹形成联动，从而把“沉睡家底”转化为可持续的经营性收入来源。

　　广东以“数据资产化探索+国企重组整合”双轮驱动，强调省级平台化统筹与资本市场工具协同。广东的“三资”改革更偏“产业资本运营范式”：在数据要素方面，广东明确提出组建省级数据集团、推进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建设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并推动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与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形成“数据资源—合规治理—确权登记—授权运营—产品化交易—财务入表/融资”的链条化路径。这一方向在深圳的国企层面已出现可观察的落地案例（国企数据资产入表“第一单”等），为“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会计与治理框架提供样本。在国企重组整合方面，广东长期持续推进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清退“两非”“两资”、处置“僵尸企业”等，以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并聚焦主责主业；同时在近期政策导向中进一步提出将并购重组、资产盘活纳入国企考核体系，鼓励通过资产重组、股权置换、并购贷款、定向增发/可转债等资本市场工具，把优质资源向上市平台集中、提高资产证券化水平，从而实现“存量盘活—证券化—再投资”的循环。

　　浙江以“REITs规模化推进”为主线，叠加闲置资产市场化运营平台，形成存量盘活的标准化出口。浙江的特点在于把“资产证券化”做成了可复制、可扩张的省属国企能力：典型如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省属平台通过公募REITs/类REITs等方式，持续实现“以存量带增量”的资本循环，并在续发、扩募等环节形成经验（包括发行规模、成本下行等），从而把成熟运营资产转化为标准化金融产品与可回收资本。与此同时，浙江在“闲置/低效资产盘活”上更强调市场化处置与运营提效：包括以“出售为先、出租为辅”的处置策略、通过确权清退等方式解决历史瑕疵资产，并探索“资产—资金—更优资产”的循环转化；地方国资平台也在搭建线上化的闲置资产信息撮合与租售对接机制（如“找房/找资产”类平台），以降低信息摩擦、提升周转效率。在政策环境上，浙江也强调用好“盘活存量资产”等政策红利、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为REITs与资产盘活提供更强的项目培育与资金回收再配置空间。

　　2025年，城投债市场整体进入低速运行与存量调整阶段。全年城投债发行规模约为5.5万亿元，同比下降约10%，显示在监管政策持续趋严背景下，城投债发行总量明显回落。“控增化存”政策导向贯穿全年，对新增融资形成持续约束。从净融资表现看，2025年全年城投债净融资规模降至近十年来低位，表明城投债市场已由过去的增量扩张模式，转向以到期偿还与存量消化为主的运行状态。从发行节奏看，全年各季度发行规模分布相对均衡但呈现边际走弱特征。综合来看，2025年城投债发行规模回落、净融资下降与季度节奏趋弱相互印证，显示在监管持续强化的背景下，城投债市场运行逻辑已由“扩量融资”逐步转向“压缩增量、平滑存量”的阶段性新常态。

　　在上述结构调整背景下，发行规模的区域集中度依然较高。从绝对规模看，江苏、山东、浙江三省稳居全国前三，发行规模均超过5000亿元，合计占全国发行总量的40%以上。其中，江苏省发行规模达10256.10亿元，占全国比重18.61%；山东省和浙江省分别为6267.98亿元和5548.17亿元。相比之下，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发行规模处于全国末位，分别仅为11.25亿元、26.87亿元和40.86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在发行分化加剧的同时，部分重点地区债务风险化解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内蒙古自治区已正式退出债务高风险省份名单；宁夏回族自治区已符合退出条件并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吉林省方面，截至2025年9月末，全省存量隐性债务余额较峰值下降近90%，融资平台数量减少超过70%，经国家专班复核评估，亦符合退出债务重点省份条件。整体来看，重点区域化债进程持续推进，相关地区融资环境边际改善，对城投债发行结构亦形成重要影响。

　　资产注入是三资改革中实现“资产证券化”的关键路径，也是二级市场爆发力最强的投资主题之一。“大集团+小上市公司”的格局下，优质资产注入有助于释放集团整体价值，推动上市公司估值体系的重塑。许多地方国企集团拥有大量未上市的优质经营性资产（如成熟的旅游景区、能源电站、核心商圈商业地产等），而旗下的上市公司市值较小。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和完善国资考核机制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集团通过资产注入提升资产证券化水平的内在动力显著增强。这不仅能迅速增厚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还能通过改善资产负债表降低集团整体的融资成本，从而引发上市公司估值体系的重塑。重点关注两大方向：一是能源电力，地方能源集团将未上市的风光新能源资产注入火电或水电上市公司，推动其向绿电转型；二是旅游酒店，地方文旅集团将核心景区门票权益、索道、酒店等资产注入相关上市公司，打造全产业链文旅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