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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习法治思想是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宽与严都要依法，宽严有据、罚当其罪，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坚持统筹宽严相济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推进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工作，不断巩固全面准确贯彻这一刑事政策的法治基础。进入新阶段，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强化刑法的安全价值理念，充分发挥构成要件目标机能，注重区别对待、轻重有别，稳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三个善于”准确把握与落实法律原则要求，加强宽严相济的诉讼支撑与保障，深入推进行刑反向衔接，推动宽与严融贯高质效办案实践。坚持突出重点、系统集成，健全高质效规范及保障机制，完善法律政策研究工作体系，深入构建检察管理“大格局”，健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评价指标及机制，深化数字赋能，持续推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机制更趋成熟完备。

　　内容提要：性侵害未成年人等证据短缺案件中存在核心环节印证不能的证明困境，需要引入其他证据分析方法。最佳解释推论与印证理论并不矛盾，可作为印证不能时的补充，增加印证模式的灵活性，与我国现行证据法律规范体系亦不冲突。最佳解释推论的运用涉及到形成潜在解释和比较选择最佳解释两个过程，最佳的解释应当在证据方面获得足够多的在案证据支持或印证，且与在案证据矛盾冲突最少，证据缺失最少；在解释方面应当符合融贯性和简单性的标准，并符合经验常识。通过展示一起因核心环节印证不能而在是否构成犯罪方面争议较大的猥亵儿童案件的证据情况，呈现最佳解释推论方法在这一案件中运用的具体过程，可以为此类证据短缺案件的办理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内容提要：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电子数据取证正经历从“数据大”（Large Data）向“大数据”（Big Data）的范式跃迁。这一嬗变不仅是数据体量的增长，更是取证逻辑从“静态复原”向“动态认知”、从“确定性事实”向“概率性预测”的认识论转型。然而，现行刑事司法体系仍囿于“镜像固证”的传统逻辑，在面对算法黑箱、数据偏见及责任主体虚化时，遭遇了证据合法性难确立、关联性难解释、真实性难验证的结构性困境。在厘清“数据大”与“大数据”在电子数据取证语境下的本体差异、揭示智能技术介入对证据“三性”结构的冲击基础上，提出对电子数据证据“三性”的实质化改造路径，进一步构建“三维智能取证证据审查模型”“动态合规取证分级矩阵”和“智能取证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以期为智能时代电子数据证据审查提供一套兼顾技术理性与司法正义的模型化工具体系。

　　内容提要：检察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学科，要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格局和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总体框架内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确定核心概念。法律监督是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法律监督是凸显中国检察学特色的标识性概念，这是其作为核心概念的基本逻辑；法律监督是中国检察学概念体系中的枢纽概念，能够建立各概念的逻辑关联，构建概念体系；法律监督是阐释中国检察理论的工具性概念，是讨论检察理论的基础，并推动检察理论的发展；法律监督是发展中国检察实践的指引性概念，贯穿中国检察实践，体现检察实践发展的具体内容；法律监督能够在定位人民检察院基础上，确定中国检察制度的功能。法律监督将融合更为丰富的检察实践经验，在理论层面不断创新，成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更具解释力的概念。

　　内容提要：检察公益诉讼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和诉讼制度，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是我国反垄断法治建设的制度创新，是实现《反垄断法》立法目标的又一法治形式。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体系化构建和完善过程中，需要科学把握、深度解构“实施违法垄断行为”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内涵，准确理解反垄断法语境中的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损害与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涵义及相互关系，正确处理反垄断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民事诉讼、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完善反垄断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被告、管辖、诉讼请求以及举证责任等重要制度。反垄断法建立的宽大制度、承诺制度，是兼顾执法效率与执法效果的特别制度，与反垄断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有内在的冲突，需要协调。

　　内容提要：随着定罪量刑标准从“数量法”调整为更科学的“价值法”，本来只适用于行政领域用以确定罚款基数、具有双阶结构的野生动物价值评估标准便成为刑事案件中认定涉案动物价值的重要依据，直接关乎案件的裁判结果。然而，作为第一阶标准的基准价值是在资源保护管理费的基础上主要依据经验法则而非科学原理确定的，存在麻雀壁虎等部分物种的基准价值畸高畸低的突出问题。对此，可以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为主，再适当考量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有针对性地优化有关动物的基准价值。作为第二阶标准的价值评估方法，是以前述基准价值与依据野生动物保护级别、人工繁育等情况而确定的固定倍率系数之乘积作为最终评估价值的，虽然易于操作，但评估结果时常偏离社会预期。可适当借鉴水生野生动物价值评估方法的做法，添加发育阶段系数等其他重要考量因素，以提升价值评估方法的体系性和科学性。在适用上，宜采“轻刑主义”立场，按照“以评估价值为主、市场价格为辅”的基本原则，合理确定涉案野生动物价值：实际交易价格明显高于评估价值的，以实际交易价格确定其价值；评估价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且显著超出公众合理预期的，可以适当参考市场价格，并综合考量野外种群状况等其他重要因素，科学确定其价值。野生动物定罪量刑价值评估标准的修正和适用，是跨越环境法与刑法的典型叉问题，只有打通“理论—实践”“法学—科学”“环境法学—刑法学”的知行藩篱和学科隔阂，弥合“事实—事理—法理—法律”的四重断裂，方能实现野生动物刑事领域的良法善治。

　　内容提要：《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回应了实践中公司清算涉及的疑难问题，但是缺乏体系化的规则构建。体系化构建公司清算规则需要从解散后公司目的的限缩出发。公司解散之后，其存续的唯一目的是完成清算并终结公司，公司的组织机构的职权和机构设置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董事的清算义务源于公司目的的改变。从经营转向清算后，董事扮演类似于“看守董事”的角色，承担着推动组成清算组以适配转化后的公司目的的义务。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清算人产生方式以“职权连续性”原则下的法定清算人为原则，以意定清算人和司法指定清算人为例外。三种方式的触发条件虽各自不同，但是实质上“貌离而神合”。对于清算人的资质、退出和更换等共通性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有必要做出统一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还未回应公司强制注销后恢复登记所面临的清算问题，有必要将恢复登记后需要补充清算作为启动强制清算的情形之一。

　　内容提要：境外证据进入我国刑事诉讼时，对发生在域外的相关证据活动进行评价，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前，对境外刑事证据准入的审查判断，存在适用标准不统一、审查要素不明确、评价尺度不一致等问题，统一境外刑事证据准入标准，是完善涉外刑事法治的必然要求。因证据生成场域与域外规范的天然密切联系，域外法规应当成为证据审查的依据之一。对境外刑事证据的准入，应当构建“域外法—国内法二步审查”模型。通过先域外法审查、再国内法审查的二步递进式审查，既可为实践中境外证据审查提供有效方法和证据准入统一标准，同时也可在促进国际刑事取证互信合作和保障跨境证据准确审查之间取得平衡。运用该审查模型，可以有效平息当前境外证据审查中的争议，解决证据分类审查的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