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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某代付的费用属于财产性利益。《条例》第九十七条规定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等财物，虽未对“财物”作出明确定义，但参考“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因此，财物的范围不仅包括货币、实物，还包括财产性利益，债务免除、费用代付均属此类。本案中，3300元餐费是李某某个人邀约朋友聚餐产生的费用，无任何应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承担的正当依据。徐某代付餐费后，李某某无退还意愿和行为，双方已形成让渡和收受财产性利益的默示合意。这种通过代付方式帮李某某履行了本应由其履行的债务的行为，使李某某获取了财产性利益，也即收受了财物。

　　适用《条例》第九十七条第一款处理更为精确。针对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某的行为属于将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笔者认为，把握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与利用职权将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这两种违纪行为，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党员干部是否主导了利益获取过程。《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制的是党员干部通过明示、暗示、授意等方式主动要求他人支付费用或报销，其主观上具有转嫁支出的明确意图，客观上主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主导利益获取；而《条例》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制的是党员干部基于职务身份收受利益的行为。本案中，代付餐费3300元系徐某单方主动实施，李某某虽被动收受但在其知道后既无退还意思也无退还行为，更契合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的要件，依据《条例》第九十七条第一款定性处理更为精确。

　　此外，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某与徐某此行为属于权钱交易，构成受贿。笔者认为，根据纪法实践，区分违规受礼与受贿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即有无具体谋利事项。即便部分“感情投资”类行为可认定为受贿，也需结合行为人后续是否存在具体谋利事项、公职人员是否作出对应承诺等综合判断。本案中，徐某仅实施代付3300元餐费行为，未向李某某提出请托事项；李某某也未以明示、暗示等任何方式向徐某承诺为其谋取利益。同时，“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故而本案中李某某收受徐某代付的餐费3300元，也不能认定属于“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情形。因此，李某某的行为未满足受贿行为的构成要件，故不应定性为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