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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轩：这标志着发展逻辑由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转向注重发展质量与可持续性。投资于人本质是将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通过教育、技能提升等途径释放人的创造潜能，形成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调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协同增效，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已进入以人才为核心要素的阶段，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传统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只有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素质与创新能力，才能突破技术瓶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我国内部存在人口结构变化与需求升级的双重压力，劳动力供给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成为不可逆趋势。唯有投资于人，才能激活内生动力与创新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肖伟光：从现实层面来看，过去依赖“投资于物”的增长模式虽快速提升了物质资本存量，但边际效益递减。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本质是将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健康水平和创新能力，唤醒和培育其作为完整的人的内在潜能、创造力和主体性，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跃升。从深层战略考量，是为了构建“人的现代化”新范式。新发展阶段所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其核心引擎已从传统的要素规模驱动，转向以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导的创新驱动。“投资于人”既包括在国内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激发各类人才潜能的培育体系，培育本土的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也包括营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环境，广泛吸引汇聚全球智慧，增强国家创新体系效能。

　　易丽丽：这是国家对发展目标、治理价值和政策逻辑的一次系统性升级，其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更加鲜明地回答了“发展为了谁”这一问题。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关注人的“生产性”，强育、技能和健康投入与经济回报之间的关系。这一逻辑在过去4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关注重点仍然集中在“效率”和“产出”。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通过制度安排让资本、技术和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发展的衡量标准，也由单一的经济指标，转向更加重视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发展空间。这一转变意味着治理目标从单纯追求增长，转向公共价值的系统实现。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托育等领域，被明确为基础性普惠公共事务。政府通过持续、稳定、制度化的公共投入，为个体发展提供确定性预期，降低人生风险，增强社会流动性。这是夯实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坚实基础。

　　田轩：在社会观念层面，需推动从“重物轻人”向“以人为本”转变，摒弃将经济增长简单等同于物质资本积累的传统思维，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资本是核心资本的现代理念，营造尊重人的价值、开发人的潜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氛围，使“投资于人”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和自觉行动，让每个个体都能感受到自身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价值感。在教育评价方面，要构建多元立体的教育评价体系。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更要重视其思想品德、创新能力、实践技能、身心健康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将促进人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导向，鼓励学校根据自身特色和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开展差异化教育，使教育成为真正赋能个体成长、激发人才活力的基础工程。用人标准上，应打破“学历崇拜”和“资历门槛”的桎梏，建立以能力、实绩和贡献为核心的用人评价机制。不唯学历看能力，不唯资历看潜力，注重考察人才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创造的成果以及对组织和社会的贡献值。畅通不同学历层次、不同职业类型人才的发展通道，鼓励用人单位根据岗位需求灵活设置用人条件，实现人岗精准匹配，让各类人才都能在合适的岗位上发光发热。青年发展观方面，要引导青年树立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发展理念，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同时，社会要为青年提供更加公平、开放的发展环境，完善青年就业创业支持政策，解决青年在住房、婚恋、育儿等方面的实际困难，鼓励青年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

　　易丽丽：首先在社会观念上，要真正把人力资源看作持续增值的战略资源，而非传统人事管理意义上的人力成本。在人力资本理论中，人的知识、技能具有增值再生特征，“压缩人力成本”的短期思维会削弱创新能力，“投资于人”本质上是把时间维度和长期回报纳入决策视野。教育评价层面需落实“人人皆可成才”理念，摒弃单一标准，尊重差异、鼓励多样发展，通过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将人力资源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在用人标准上，强调用人主体坚持长期主义，既要吸引人才，也要通过继续教育、实践锻炼培育人才，在薪酬激励中体现人才市场价值与贡献，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是“投资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投资于人”是贯穿社会观念、教育评价和用人制度的系统性调适，目标是让“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我们的制度比较优势。

　　在制度保障层面，要明确教育、人社、财政、卫健、住建等部门权责分工，实现政策联动与资源统筹。依托国家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各部门青年相关数据资源，开发青年发展指数评价模型，从成长环境、发展机会、权益保障等维度设置核心指标，定期发布区域青年发展报告，为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设立青年发展产业引导基金，通过股权投资、风险补偿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重点支持青年创业孵化、职业技能培训、保障性租赁住房等领域。建设全国青年发展资源对接网络平台，整合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等供给方资源与青年需求信息，实现精准匹配。建立青年创业风险补偿资金池，对于金融机构发放的青年创业贷款出现坏账的，由资金池代偿，引导银行降低青年创业贷款利率。推行青年发展项目“政府+保险+社会资本”模式，如在青年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由保险公司开发“培训效果保险”，降低社会资本参与风险。

　　具体而言，在需求定义与政策设计环节，建立“自下而上”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青年社群调研、深度访谈、大数据分析及青年议事会等形式，直接、敏锐地捕捉不同地域、领域、阶层青年的真实困境、差异化诉求与前沿期待；在政策制定与决策咨询环节，嵌入畅通的青年参与程序，使青年的批判性与创造性思考转化为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政策执行与监督评估环节，引入青年作为“共同生产者”与“独立监督者”，鼓励和支持青年群体以合适方式参与公共服务（如社区教育、职业辅导、心理健康支持），使其不仅是接收者，也是服务的提供者；在成果共享与反馈迭代环节，确立青年评价的关键权重，将青年的获得感、满意度与发展效能提升（如技能增长、机会增加、压力减缓）作为评估“投资于人”政策成败的重要指标。